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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本无经” --从经学史与“六艺”教学活动解读“乐经”疑案

发布时间 2013-06-06

聂麟枭

        摘要:“乐经”问题为千古疑案。两千年来,历代硕学仁者见仁,聚讼不已,虽历久弥新,仍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要研究“乐经”问题,就要从后世经学的僵化思维中跳出,把视角上升到宏观的经学史的高度,引入“六艺”教学活动的概念,将“乐经”问题还原到经学史与“六艺”教学活动的历史真实中去。由此可得,乐本无经,“经”脱胎于“六艺”教学活动,“经学”诞生于秦汉之际“焚书”后产生的“文献自觉”,“五经博士”确认之时便无“乐经”,“乐经”一词出于王莽伪作,发扬于沈约《宋书·乐志》,后世之研究多误,盖受后世经学思维影响过深之故。
        春秋时,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然而现存经典中却只存“五经”;因此“乐经”[①]问题便成为千古疑案。两千年来,历代硕学见仁见智,聚讼不已,虽历久弥新,仍莫衷一是。笔者数年前就曾关注“乐经”问题,并有一孔之见,惜年岁尚幼,功力浅薄,未有文章问世。自项阳先生大作《<乐经>何以失传》付梓以来,“乐经”问题日益升温,“乐经”研究穿越千年重见天日,实乃学术一大幸事。
        古往今来的诸位方家都对乐经问题进行过诸多研究,笔者大体上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
        1 “乐本无经说”。此说以清儒邵懿辰为代表。邵懿辰《礼经通论o论乐本无经》曰:“乐本无经。……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先儒惜'乐经'之亡,不知四术有乐,六经无乐,乐亡,非经亡也。”[1]
        2 “乐经”即“乐舞”说。此说以项阳先生为代表。项阳先生《<乐经>何以失传》曰:“《乐经》应该特指在周代被奉为经典的、作为雅乐核心存在、所备受推崇的'六代乐舞',这里的'乐经'是'经典乐舞'的含义。如此,《乐经》之失便可释然。”[2]
        3 “乐经”即“诗乐”说。此说以明朝刘濂为代表。大乐律家朱载堉于《律吕精义内篇五·候气辨疑第八》引用刘濂《乐经元义》曰:“六经缺'乐经',古今有是论矣。愚谓'乐经'不缺,三百篇者,'乐经'也,世儒未之深考耳。”[3]
        4 “乐经”即乐谱说。持此观点者较少,论述亦寡。杨伯峻先生《经书浅谈》导言曰:“乐经可能只是曲调曲谱。”[4]
        5 “乐经”焚于秦火说。此说以田君先生为代表。田君先生《<乐经>的性质与亡佚新探》曰:“《乐经》……说其本身就是乐舞,现在看来,恐怕不太妥当。……《乐经》作为先秦经典,其中记载的内容,应当是乐之义理体制。……紧接着项羽又一把火,……本来就被打入'冷宫'的《乐经》,历经磨难,彻底失传。”[5]
        6 “乐经”即《周官·宗伯·大司乐》说。此说以明朝大乐律家朱载堉和清朝大学士李光地为代表。朱载堉《乐学新说》曰:“臣谨按:汉时,窦公献古《乐经》,其文与《大司乐》同,然则《乐经》未尝亡也。”[6]李光地《古乐经传》曰:“《汉书》,文帝时……出其本经一篇,卽今《周官·大司乐》章,则知此篇乃古《乐经》也。”[7]
        7 “乐经”即《礼记·乐记》说。此说以罗艺峰先生为代表。罗艺峰先生《由<乐纬>的研究引申到<乐纬>与<乐经>的问题》曰:“两汉相续,时代接近,证明造纬的时代的确是把《乐记》作为《乐经》的,……”[8]
        笔者认为,以上诸多说法都可以直接分为两类:即1-4“乐本无经类”与5-7“乐本有经类”。“乐舞”、“诗乐”、乐谱等说,之所以仍然言必称“乐经”,实在是后世强大的经学习惯思维在作怪,以上诸说的实质实际上可概括为“乐本无经”。而认为《乐经》存世的观点无非将其指向《大司乐》或《乐记》,即使是“乐经”焚于秦火说,亦认为有文献意义上的《乐经》存在,否则“乐经”便没有焚于秦火的“资格”。
        笔者认为:首先,“乐本无经”;其次,“乐经”一词为后人所造。而笔者的线索有二:经学史与“六艺”教学活动。笔者愚见,先入为主地认为有《乐经》存在的观念并不符合历史真相;而在此观念指导下,简单地对现存的单篇文献如《大司乐》或《乐记》等进行研究,就更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乐经”问题。恰恰相反,必须从后世经学的僵化思维中跳出,必须把视角上升到宏观的经学史的高度,必须引入“六艺”教学活动的概念,必须将“乐经”问题还原到经学史与“六艺”教学活动的历史真实中去。
        今日谈及“六经”,必称为孔子编订,似乎孔子时便有“六经”一词;然而,孔子时不仅从未有“六经”一词,也从未有“乐经”的说法,其他“五经”也并未有“经”的称谓。在整个先秦时期,“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存在方式并非汉代之后经学意义上的“六经”,而是存在于先秦时期特有的教学意义上的“六艺”教学活动。
        《国语·楚语上》曰:“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9]孔子之前,周朝各级官府就早已存在着“诗”、“书”、“礼”、“乐”等教学活动,然而这种教学活动主要针对贵族,其广度和深度还很不够。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0]孔子创办了私学,自主进行了“诗、书、礼、乐”等教学活动。而孔子最大的贡献,正是将这种“学在官府”的贵族教学活动在民间推广,形成“学在民间”、“有教无类”的教学活动新局面。孔子晚年,又将早已存在的“易、春秋”重新编订,并与“诗、书、礼、乐”合并为新的“六艺”教学活动。
        付林鹏、曹胜高先生《从乐教传统论<乐经>之形成与残佚》曰:“要想弄清楚这一问题,还需要将《乐经》文献的形成放到先秦乐教传统的背景下进行讨论。……西周之时即使没有一部标准的音乐教科书--《乐经》,也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乐教体系……”[11]将“乐经”研究放置在“乐教”的大背景下,颇高屋建瓴,笔者完全赞同;但若以此判断《乐经》存在,便有失偏颇。
        将“诗、书”与“礼、乐”做比较,可以看到二者的明显差别:如果说,“诗、书”在当时的确有着用于教学活动的明确的成文文献--即《诗》、《书》;那么可以说,“礼、乐”的教学活动并不明确地存在这种成文文献。[②][12]在当时的“六艺”教学活动中,教学活动本身是第一性的,最重要的;而文献是第二性的,尤其是“礼、乐”的教学活动中并未成书[③][13]。
        《论语·八佾》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4]尽管此处“文献”比今日之“文献”含义更广,但此时的“文献”的确“不足征”,“礼”的教学活动更多地依靠“言”而并非“文献”。
        《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曰:“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於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15]孔子尚且向郯子学“礼”,可见当时的教学活动不重文献,“礼、乐”的教学活动尤其如此。
        从教学的具体内容上看,无论是在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还是在大“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中,都有“礼、乐”。可见,“礼、乐”的教学活动,的确是孔子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而这也恰恰是“礼”与“乐”在当时没有成文文献的根本原因。“礼乐”教育活动是实践性极强的,也是相当复杂的,这与以背诵成文文献为主的“诗、书”教学活动完全不同,其性质与特征有着本质的差别。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16]此段材料说明:其一,“礼、乐”的教学活动极其重要,即使在孔子一行周游列国的困顿中仍雷打不动;其二,“礼、乐”的教学活动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因而遭到桓魋这样的“乱臣贼子”的刻骨仇恨;其三,“礼、乐”的教学活动当时不重具体文献,有很强的实践性,需要经常身体力行。
        项阳先生《<乐经>何以失传》认为《乐经》是经典乐舞,并曰:“这种具有明确指向性、对场所与环境有着强烈依赖性、只能在国家最高祭祀中所用、作为”小众“的乐舞……就乐舞这样一种具有强烈时空性质的音声技艺形式说来,其传承均靠”活体“,没有了管理机构、教习人员、传承对象、使用环境、承祀对象,这种乐舞还会有整体意义上的存在吗?”[17]将“乐”的教学(传承)活动的实践性讲述得十分精到,但将“经典乐舞”与《乐经》相联系似嫌证据不足。恰恰相反,“乐”的教学(传承)活动的实践性特征,说明当时的“乐”并未形成具体文献,因而也就不能以此证明作为具体文献的《乐经》存在的可能性。
        孔子之后,儒家学派大为发展,“六艺”教学活动更加广泛。与孔子时重视“六艺”教学活动而忽视文献写作不同,孔子后的文献大部分在后世被收录进《礼记》,如《大学》、《中庸》、《乐记》等;尽管如此,这个时代居于核心位置的仍然是“六艺”的教学活动。尽管在《庄子·天运》中的确出现了“六经”的说法,[④]然而“六经”一词没有出现于战国时的儒家作品中,反而出现于《庄子》中,本身说服力即已大打折扣;况且《庄子》外篇杂篇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依然是悬案,“六经”一词是否在战国时已出现颇可商榷。
        秦统一后,实行毁灭文化的“焚书”政策,当时的文献惨遭浩劫。具体到“六艺”教学活动中已经形成的《诗》、《书》、《春秋》、《易》等文献上,除了被视为占卜所用的《易》免于浩劫之外,早已成书的其他文献自然成为焚书的重点对象。[⑤][18]然而秦朝尽管焚书,却并未坑儒,且于秦朝廷中尚有以儒生为主的博士官(如伏生、叔孙通、浮丘伯等人),因此由儒生们进行的“六艺”教学活动并未完全断绝,[⑥][19]这也就为汉朝建立后恢复“六艺”文献提供了可能。
        西汉初年,鉴于秦朝的文化暴政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以汉文帝、河间献王等人为代表的汉朝统治者开始重视先秦的文化典籍,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展开了先秦文献的抢救性发掘,在这种大环境下,以伏生、鲁高堂生等人为代表的儒生对先秦儒家文献的保留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⑦]也就是说,由于秦朝暴政的巨大反作用,在汉朝,儒生们产生了重要的“文献自觉”;通过秦朝焚书的巨大危害,从汉朝起,统治者与民众认识到了文献传承的重要意义。因此,西汉初年,文献的地位空前上升,而“六艺”教学活动所衍生出的文献,被伏生与鲁高堂生等人艰难保存后,才开始具备被视作“经”的资格。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焚书,就没有“文献自觉”;没有“文献自觉”,就没有经学。
        值得注意的是,“今文经”与“古文经”在西汉初年的“经”的传承过程中尽管都很重要,但“今文经”相对更为重要。与“孔壁古文”等“考古发掘”相比,伏生传《尚书》、鲁高堂生传《士礼》等“今文经”的口头传承过程,更能体现当时儒生的“文献自觉”,更能反映“经”脱胎于“六艺”教学活动的这一历史轨迹。[⑧]在这里,脱胎于“六艺”教学活动的文献变成了第一性的,最重要的;而教学活动本身则退化为第二性的,重要性退居其次。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意义极其重大的嬗变,它意味着以经学为首的学术从此可以不依赖于教学活动而单独存在,它更标志着知识分子自觉性的开始。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五经博士”立于学官。先秦儒家的“六艺”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终于得到了“经学”的归宿,而“经学”也就开始了对中国学术的统治。
        然而为什么汉武帝只立了“五经博士”,独独未立“乐经”?笔者认为,这绝非 “乐经”在秦火中散亡的缘故,这只能用“乐本无经”来解释。
        首先,“乐”没有形成《乐经》的可能性,“乐”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形成具体文献。“乐”的特点就是“以音律为节”[⑨],因此“不可以书传”[⑩]。遥远的先秦时期当然没有记谱法来记录具体的音乐。
        其次,“乐”没有形成《乐经》的必要性,“乐教”活动本身是不需要成文文献的。这一点前文已述。《周礼注疏》曰:“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注:谓以年幼少时教之舞。内则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20]可见先秦的“乐教”以“乐舞”为主,教学方法以口传心授为主,自然不需要文献,也无法应用文献;由于“乐教”不需要文献,也就不可能形成文献;由于“乐”没有文献,自然也就不会被汉武帝立于学官。
        再次,“乐经”没有立于学官的必要性,“乐”仍在官府中传承。与通常的理解不同的是,“乐”仍然在秦汉享有很重要的位置。《宋书·乐志》曰:“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余《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21]以“乐舞”为主的,以《韶》、《武》为代表的“乐”仍然在官府中继续传承[11],[22]自然也没有必要将“乐经”立于学官。
        总之,汉武帝不将“乐经”立于学官并不是因为“乐经”亡于秦火,而实为“乐本无经”之故;后世学者由“六艺”中只立“五经博士”而逆推出“乐经”亡于秦火的结论,实在只是凭空想象,并无实据。
        从现存文献看,在王莽之前,并无“乐经”一词,更无“乐经”问题。《汉书·王莽传》:曰:“立《乐经》,益博士员,经五人。”然而这里的《乐经》实际上是王莽时人伪作。据《论衡·超奇篇》:“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23]
        《汉书·艺文志》中亦没有著录《乐经》,因《艺文志》取法西汉末年刘向《别录》与刘歆《七略》,彼时尚无“乐经”问题;王莽时伪作《乐经》,绿林赤眉起义后,经学遭到打击,原本并不存在的“乐经”问题终于开始出现。而班固本人就是第一个提出“乐经”问题的人。据《太平御览》,班固《白虎通义》认为:“至秦焚书,《乐经》亡”[24]。[12]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见于正史的“乐经”问题,是沈约在《宋书·乐志》中提出的:“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25]
        唐朝以后,中原胡化,又历经战乱,“乐经”问题彻底成为历史疑案,研究“乐经”问题的学者众多,一时灿若星辰。对此问题研究较多的朱载堉、李光地等,皆认为有《乐经》存在,实际上离“乐经”问题的真相越来越远。
        值得欣慰的是,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仪礼》引致堂胡氏(胡寅)曰:“'礼'、'乐'之书,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记》为《礼经》,指《乐记》为《乐经》;其知者曰,'礼'、'乐'无全书。”[26]对“乐经”问题给出了正确的回答。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乐经”问题也有着十分清楚的论述:“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27]当然这时亦有学者认为“乐本无经”,如前文所述的清儒邵懿辰。应该说,这种观点才是符合史实的。然而可惜的是,这种观点并未成为主流。
        清亡后,“乐经”问题日渐冷落。最近,“乐经”研究骤然升温,此诚经学之喜。罗艺峰先生《由<乐纬>的研究引申到<乐纬>与<乐经>的问题》认为,《乐记》即《乐经》;田君先生《<乐经>的性质与亡佚新探》认为《乐经》存在,且由《乐记》可证《乐经》属“义理体制”,但亡于秦火。这实在是受后世经学影响过深之故。乐本无经,本文已论。《乐记》已属《礼记》,属礼类文献,本并不为《乐经》,亦无法证《乐经》;经学研究须实事求是,不可因《乐记》伟大,便将其上升为“六经”之一。况且《乐纬》本汉人所谶,后人辑佚,由此逆推《乐经》,实在不足为凭。至于项阳与付林鹏、曹胜高大作,前文已论,此处不赘。
        总之,要研究“乐经”问题,就要从后世经学的僵化思维中跳出,把视角上升到宏观的经学史的高度,引入“六艺”教学活动的概念,将“乐经”问题还原到经学史与“六艺”教学活动的历史真实中去。由此可得,乐本无经,“经”脱胎于“六艺”教学活动,“经学”诞生于秦汉之际“焚书”后产生的“文献自觉”,“五经博士”确认之时便无“乐经”,“乐经”一词出于王莽伪作,发扬于沈约《宋书·乐志》,后世之研究多误,盖受后世经学思维影响过深之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笔者认为,乐本无经,本不存在“乐经”问题,因此本文中笔者对其使用引号;但是,在将“乐经”视为具体文献之处,为照顾传统学术习惯,尊重学术语境,笔者对其使用书名号。
        [②] 邓安生《论“六艺”与“六经”》曰:“但孔子讲授礼乐时是没有象《诗经》三百篇、《尚书》、《周易》经文那样的现成文献的,甚至可能没有完整的教本。《论语》中完全没有称引礼书和乐书,也没有提到这两种书。”
        [③]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曰:“《仪礼》是战国时代胡乱抄成的伪书,这是毛奇龄、顾栋高、袁枚、崔述诸人已经证明的了。《周礼》是刘歆伪造的。《两戴记》中,十分之九都是汉儒所作的。”笔者按:《仪礼》属“今文经”,《周官》属“古文经”,《礼记》为汉人所辑;“三礼”成书问题最为复杂,学界百余年来聚讼不已,在战国后期之前“三礼”尚未成书亦可为一解。
        [④] 《庄子·天运》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⑤] 邓安生《论“六艺”与“六经”》曰:“非博士职掌之书,即民间流传、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一律烧毁。……另外,按秦制,奉常属官有太史、太乐等,太史掌天时星象、兼顾记事,太乐则掌音乐歌舞。乐书应归太乐所掌,不能说是”不中用者“,更不当在烧毁之列,李斯的奏议中更没有提到《乐经》。”
        [⑥] 马执斌《“焚书坑儒”辨》认为,秦朝并未坑儒,秦朝廷内仍有博士,秦并未完全禁毁《诗》、《书》等文献,以上文献具存于官府,《史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应无“法令”二字,焚书的目的不在灭绝儒学,而在禁止私学。
        [⑦]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
        [⑧]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
        [⑨]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类》。
        [⑩] [宋]叶时《礼经会元·卷三下·诗乐》。
        [11] 项阳《<乐经>何以失传》曰:“(《乐经》)何以为失,主要是秦代以下的统治者出于多种考量不再将周所推崇的六代君主作为必须承祀的对象。……秦汉以下祭礼用乐基本属于不跨代相承者,是始皇帝改变了这个制度、这个传统,一旦改变竟然也就'顺理成章'。所以说,秦是祭礼乐舞不跨代相承的分水岭。所谓'秦、汉、魏、晋代有加减……有帝王为治,礼乐不相沿'(《魏书》)。这种观念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三王之兴,礼乐不相沿袭'(《宋史》)。”项阳先生认为“礼乐不相沿袭”是指宗周具体乐舞传承完全断裂,笔者不敢苟同。正如《宋书·乐志》所述,秦始皇与汉高祖仅仅是将《武》、《韶》改名为《五行》、《文始》“以示不相袭”,其乐舞本身仍归太乐继续沿用,并未废弃。尽管秦汉颇有新作之乐,但至少《韶》、《武》的传承一直完整,其断裂始于晋朝南渡,彻底消亡于唐,与秦皇汉祖无关。
        [12] 笔者按:查现存《白虎通义》,并无“乐经”说法,亦无此文。《太平御览》为宋朝类书,与汉朝相距甚远,此文是佚文抑或伪作?颇可商榷。因可能最早出现“乐经”一词,甚为重要,故列入。

        参考文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清]邵懿辰. 礼经通论[M]. 上海: 国学扶轮社, 1911.
        [2] 项阳. 《乐经》何以失传[N]. 光明日报, 2008-6-23(12).
        [3] 四库全书[Z]. 经部·乐类·乐律全书·卷五·律吕精义内篇五·候气辨疑第八.
        [4]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经书浅谈[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3
        [5] 田君. 《乐经》的性质与亡佚新探[J]. 南京: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10(1).
        [6] 四库全书[Z]. 经部·乐类·乐律全书·卷二十五·乐学新说.
        [7] 四库全书[Z]. 经部·乐类·古乐经传·卷一·乐经.
        [8] 罗艺峰. 由《乐纬》的研究引申到《乐纬》与《乐经》的问题[J]. 高雄: 经学研究集刊, 2007(3).
        [9] 四库全书[Z]. 史部·杂史类·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10] [汉]司马迁著, [南朝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1] 付林鹏, 曹胜高. 从乐教传统论《乐经》之形成与残佚[J]. 武汉: 黄钟, 2010(1).
        [12] 邓安生. 论“六艺”与“六经”[J]. 南开学报, 2000(2).
        [13] 钱玄同著, 刘琅编. 精读钱玄同[C].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7.
        [14] 论语[M].
        [15] 四库全书[Z]. 经部·春秋类·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
        [16] 同10.
        [17] 同2.
        [18] 同12.
        [19] 马执斌. “焚书坑儒”辨[N]. 中华读书报, 2010-2-24(15).
        [20] 四库全书[Z].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注疏·卷二十三·春官宗伯·乐师.
        [21] 四库全书[Z]. 史部·正史类·宋书·卷十九·志第九·乐一.
        [22] 同2.
        [23] 田君. 《乐经》补作史考[J]. 武汉: 黄钟, 2009(4).
        [24] 四库全书[Z]. 子部·类书类·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学部二叙经典.
        [25] 同21.
        [26] 四库全书[Z].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困学纪闻·卷五·仪礼.
        [27] 四库全书[Z]. 附·四库全书总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八·经部三十八·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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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知网 原载:人民音乐 2011年08期    编辑: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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