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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孟子》考据学综论

发布时间 2013-06-06

刘瑾辉   孙继康

        摘要:明代《孟子》学是中国《孟子》学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自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和贡献,是一块有待进一步开垦的学术领地。明代《孟子》考据学,参与学者较多,著述亦丰,前、中、后期发展不均衡;具有关注重点较为集中、专题研究较为兴盛、体例上推陈出新等特点;同时也明显存在简单重复考证和考证不够深入的缺陷。
  
        作者简介:刘瑾辉,男,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文学与学术研究;孙计康,男,扬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从事中国文学与学术研究。
   
        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其著述《孟子》,思想博大精深,并具有强大而现实的社会功用。自汉以来,《孟子》受到历代统治者和文人学者的高度关注。统治者借助它教化民众,安邦定国;文人学者研究它,丰富思想,提高学识,并由此形成了瀚博的《孟子》学,使孟子及其思想愈益璀璨夺目。在《孟子》学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各具特色。汉、唐注重训注,两宋以义理显于世,清代以考据为特色,元、明则是《孟子》学发展相对舒缓的时期。在明代,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以阐释《孟子》义理为主的著述虽然有一定的数量,但影响却远不及两宋。明代运用考据的方法研治《孟子》的学者和著作也无法与清代相提并论。但是,就明代《孟子》考据学而言,它是《孟子》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成就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清代《孟子》考据学之鼎盛“多赖明儒植其基”[1](P176)。所以,全面考察明代《孟子》考据学的状况,实事求是展示明代《孟子》考据学的成果,客观评价明代《孟子》考据学之得失,既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明代《孟子》学为显学,涉《孟子》学者不少,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明代《孟子》学著作357种,涉及学者188人。357种《孟子》学著作大致分为义理、考据两类,义理类258种,考据类99种。义理、考据相互兼及的不少,但义理、考据同时著称的不多。 
        明代《孟子》考据学是明代考据学的一部分,所以总体发展走向的曲线与明代考据学走向的曲线基本吻合。换句话说,明代《孟子》考据学的发展演变,既可以折射明代考据学的发展脉络,同时也可以作为明代各种思想倾向及其相互作用、影响的缩影。 
        明初,统治者对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极为严密,并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程朱理学盛行。明中期,王阳明心学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之下,明代的《孟子》考据学发展受到较大的影响,前期、中期发展较为缓慢,直到后期实学兴起,考据学风渐盛之时,其发展才较为迅速。明代《孟子》学,与汉、唐、宋、元《孟子》学相比,有诸多不同。在明代经学中,它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中有两点较为突出。 
        1. 学者较多,著述亦丰 
        首先,治学队伍庞大。对明代《孟子》学著述进行较为全面系统辑汇的清代学者朱彝尊在其《经义考》中共辑录了明代《孟子》学学者22人,著述22种。[2](卷231)在188位研《孟》学者中,明代经学影响较大的学者王阳明、季本、杨慎、陈士元、焦竑、郑明选、郝敬、史鹗、胡继先、刘宗周、吕元善等都名列其中,甚至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在其列。这说明在明代《孟子》学不仅是显学,而且是最高统治者倡导且身体力行的学问,故趋者众多也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著述量较大。明代研《孟》学者188人,著述357种。这个数字与清代《孟子》学著述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但若与汉、唐、宋、元相比,其学者人数和著述数量几乎超过汉、唐、宋、元几朝之总和。在188位研《孟》学者中,有41人考《孟》,涉及著作99种,在“空疏学风”影响学界之际,应该说这个数字还是较为惊人的。在99种考《孟》著作中,有多人参与、延续时间较长、直至清代才最终完成的《三迁志》,也有在《孟子》学史上较有影响,堪称明代《孟子》考据学扛鼎之作的《孟子杂记》。 
        2. 考据学发展前后不均衡 
        受多种因素影响,明代《孟子》考据学发展是不均衡的,前、中、后期发展呈逐渐上升走势。根据学界对明代学术的大致分期以及明代考据学发展概况[3],为了阅读直观且叙述方便,我们将明代《孟子》考据学发展过程粗略分为三个阶段,并将明代《孟子》考据学学者和著作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据上表可知,明代前期致力于《孟子》考据的学者和著作数量较少,仅6人12种;中期有所增加,为11人36种,著作数量明显增多,仅杨慎一人就多达23种;后期无论是学者人数还是著作数量都超过前两期之和。因此,明代《孟子》考据学的前、中、后期呈现出一个较为明显的低谷、上升、高峰这样一个逐步向上发展的曲线。 
        明代《孟子》考据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即关注重点较为集中,专题研究较为兴盛,体例上推陈出新。 
        1. 关注重点较为集中 
        在明代99种《孟子》考据类著作中,可谓是辑、考、注、补、正、辨、校等应有尽有,门类齐全。从明代中期开始,考证范围扩大,内容较为广泛。考证内容涉及孟子生卒年月、祖籍世系、父母家庭、师承、游历、加封配享,《孟子》的思想、作者、字、词、句、篇章、次序、章指、篇叙、外书、佚文,以及与其相关的史实、地理、名物、制度等。前人考过的问题,明人大部分都有所涉及,前人没有考过的问题,比如孟子加封配享、佚文等内容,明人也有所涉及。明人考《孟》,虽广泛涉猎,但关注重点较为集中,其主要关注一是孟子生卒年月,二是孟子师承,三是孟子游历,四是《孟子》的作者。影响较大的著述有:杨慎的《孟子考》、季本的《孔孟事迹图谱》、吕元善的《三迁志》、陈士元的《孟子杂记》、郝敬的《孟子说解》等。 
        (1)考证孟子生卒年月 
        关于孟子生卒年月,司马迁《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东汉赵岐《孟子章句》等均无记载。至元代张须作《孟母墓碑记》,始引《孟氏谱》,认为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享年八十四岁。《孟氏谱》的作者不详,宋时未见有人引用,其说法也与史实多有不符之处。周朝有两位定王,一是春秋时的定王姬瑜(公元前606年—公元前586年);一是战国时的贞定王姬介(公元前468年—公元前441年)。孟子生于战国,故只能是定王姬介。但姬介在位只有二十八年,没有三十七年。故《孟氏谱》说法不可靠。元代金履祥著有《孟子年谱》对此应有考证,可惜无从见之。明代学者对于孟子的生卒年月亦多有考证,影响较大者有陈士元、郝敬、吕元善、郎瑛、彭大翼、田艺蘅等,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以陈士元为代表的学者质疑《孟氏谱》说法,认为孟子或生于安王初年,卒于赧王初年。为此,他分为两个步骤进行考证。首先,他从两个方面对“生于周定王”提出了质疑,一是历史上无周定王三十七年;二是即使按周定王二十一年起始算,孟子当“二百九十八”岁,这也不合常理。从而推翻了孟子生于周定王时之说。其次,依据当时孟子见魏惠王之史实,从年龄和称谓角度来进行考证,从而推断出孟子“或生于安王初年,卒于赧王初年”[4](P11)的结论。陈士元的第一步考证还可以说较为合理,但是其第二步考证就值得商榷,因其对史书的纪年不甚重视,如其所云“按礼制,国君薨后始得称谥,鲁平公薨于赧王二十年,而孟子称之,若孟子生于安王初年,岂不百有余岁乎?然则谱牒纪年,盖不足据……”[4](P11)从中可以看出,陈氏对于史书纪年的真实性持一定的怀疑态度,而对孟子的生年和卒年同时加以改动,似乎也过于主观。在明代,郝敬基本赞同陈士元的观点。
        其二,以吕元善为代表,认为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吕元善依据历史上有两个定王这一史实,先推定孟子生年为误,卒年为正确,然后根据孟子的岁数来逆推,从而得出孟子生年为周烈王四年,其推论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够严谨。 
        其三,郎瑛等人支持《孟氏谱》说法,认为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彭大翼和田艺蘅基本赞同郎瑛的观点,他们基本附会《孟氏谱》的说法,自己没有新的、有力证据,也未曾深入考辨。 
        明代很多学者对孟子生卒年月进行了考证,都不能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也没有得出一个权威的结论,故孟子的生卒年月在明代仍是悬案。但是明人对于这一问题的考辨,在一定程度上又为后人考证孟子生卒年月拓展了思路。 
        (2)考证孟子师承 
        关于师承,孟子未曾明说,只是在《孟子·离娄下》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因此,后代学者对此众说纷纭。从可考的资料来讲,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证的应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云:“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其后西汉刘向在《列女传》中称孟子“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孔丛子》亦从此说。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孟子为“子思弟子”。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长师孔子之孙子思”。应劭《风俗通义·穷通》云:“孟子受业子思。”唐代韩愈也认为孟子师从子思。宋代施德操赞同孟子师从子思说,其云:“……尧舜之道自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得其传,然后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 [2](卷231)宋代辅广则曰:“子思之门人无有显名于世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传,则疑亲受业于子思者为是。”[2](卷231)朱熹对这个问题则未置可否,其云:“子思,孔子之孙。名伋,《索隠》云,王劭以‘人’为衍字,而赵氏注及《孔丛子》等书亦皆云孟子亲受业于子思,未知是否。”[5](P1) 
        对于这一问题,明代学者给予较多的关注,倾力较多、影响较大的有季本、陈士元、吕元善、焦竑、郝敬等,主要有四种观点。 
        其一,以胡广为代表,持师从子思说。胡广云:“而《集注》两存其说,盖自古圣贤固有闻而知之者,不必待耳传面命而后得也。又以《中庸》一书观之,所以传授心法,开示蕴奥,如此其至,则当时门弟子岂无见而知之者?孟子从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6](P1) 
        其二,以陈士元为代表,持师从子思门人说,并选择独特的视角进行考证。陈士元依据年表与史实,首先推断出子思不可能生活在孟子年轻的时代,从而反证孟子“师从子思门人”。其次陈士元又依据当时的“卫国乱政”这一史实,再进行考证,推翻了“子思居卫见孟子”的说法,既然孟子在那一时期不曾见到子思,又岂能“受业于子思”?从而进一步排除了孟子师从子思的可能性。 
        其三,以吕元善为代表,对孟子师从子思或师从子思之门人两种观点不置可否,持中立态度。吕元善只是罗列了两种观点,似乎觉得都有点道理,又觉得证据不足,自己又无法举证,引征目的盖存疑待考。 
        其四,以郝敬为代表,持“学无专师”的观点,对孟子师从子思或师从子思之门人两种观点都反对。他从孟子言论入手,再根据孟子生卒推断,从而得出二人不可能共同生活在一个较短暂的时期,从而排除了孟子师从子思的可能。然后认为师从子思之门人也缺乏依据,认为孟子言“予私淑诸人也”,故孟子应该是“学无专师”,又否定了师从子思门人说。 
        明代学者对这一学界广为关注的“孟子师承”问题倾注了不少的精力,并且对前人论断敢于质疑,基本否定孟子“师从子思”说,总体倾向“师从子思门人”说,但郝敬认为孟子“学无专师”, 拓宽了考证思路,对后人亦有启发。 
        (3)考证孟子游历 
        孟子游历是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其分歧在于“先齐后梁”还是“先梁后齐”。《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言孟子先事齐宣王,这与史实不符,在时间上也难以讲通,故后人对此多有怀疑。至宋代,学界开始争辩。《资治通鉴》认为“先梁后齐”。朱熹则认为“先齐后梁”、“先梁后齐”说都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故不断先后。以黄震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先齐后梁”说,支持《史记》说法。黄震的考证有三个依据:一是齐伐燕有二事,孟子是两次到齐国;二是有两个齐王,一为齐宣王,一为齐湣王,后人将两齐王误混为一齐王;三是发现《孟子》文章中的史实与“先齐后梁”的假设相符。通过以上这三点,黄震坚持孟子“先齐后梁”。元代,陈栎对此加以考证,认为是“先梁后齐”。明代学者就这一问题继续考辨,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以吕元善和季本为代表,依据《通鉴》所载史实上的矛盾来考证,持“先梁后齐”观点,非《史记》所言。首先,季本根据《史记》所载伐燕之事,推出“齐宣王时的伐燕之事不应该发生在齐湣王间”,从而证明《史记》“先齐后梁”是错误的。其次,季本又以“一次伐燕”之事为前提,以年表入手继续考证,提出三个疑问:一是“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为后五年”;二是“孟子居魏者阅十八年,居齐者阅六年。今孟子书所记魏事甚少,齐事甚多,岂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齐日如此之浅邪”;三是“安知惠成王非即襄王之别称邪”。[7](P3)以此进一步说明孟子“先齐后梁”论断的错误。吕元善和季本等人的考证略显简单,不够深入,所以说服力不强。 
        第二,陈士元、郝敬和谭贞默等人持“先齐后梁”说,支持《史记》的观点。陈士元在比较前人的考证成果基础上,较为推崇黄震的考证,故对其考证引用较多,自己没有举出更多的证据。郝敬推出“孟子两到齐国”的观点,因而“先齐后梁”可信度增加,遗憾的是郝敬未能继续深入考证。谭贞默通过对《史记》中史实的互相印证从而证明确有“两齐王”、“两伐燕”之事。谭贞默的考证思路类似黄震,较为清晰严谨,也较为可信,故其影响也较大。 
        明代学者在孟子游历齐梁先后这一问题上虽然分为两派,但是可以看出,“先齐后梁”派基本继承了黄震的观点,其考证较为严谨合理,明显占据上风,特别是谭贞默的考证思路对后人影响较大。 
        (4)考证《孟子》的作者 
        《孟子》一书的作者究竟为何人,一直是《孟子》考据学史上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自从《孟子》一书问世,这一问题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 
        到了明代,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是极为重视,对此也分为三派:“孟子本人说”、“孟子弟子说”、“孟子与弟子合作说”。 
        其一,“孟子本人说”。明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季本、陈士元、郝敬、胡爌、吕元善等人。季本对于《孟子》书中所陈史事进行一番考证,如“比而次之”,发现其“自有其据”,既然其所言史事基本可信,那么作者就没有必要“寓假姓名以立言”,就不可能为虚构。吕元善根据诸王侯的卒岁在孟子卒年之前,从而判断出《孟子》该书为孟子自著。胡爌考证基本引用《孟子集注》,未有自己的举证。郝敬将《孟子》和《论语》进行对比,就《孟子》内容的精深程度而言,认为除了孟子本人,他人是不可企及的。 
        其二,“孟子弟子说”。明代学者持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有薛瑄、章潢等人。薛瑄云:“《孟子》之书,齐、梁诸国之君皆称谥,则成于后来弟子无疑。”[8](P24)薛瑄从《孟子》文中的史实和古代礼仪制度角度进行考辨,认为孟子生时,“齐、梁诸国之君”肯定有未曾去世的,既然未曾去世,那么就不可能称其谥号,所以《孟子》应为其弟子所作才符合逻辑。章潢依据“梁惠王见孟子称叟”,结合年龄、古代礼制,推断“岐之言非也”。
        其三,“孟子及其弟子合作说”。明代学者持这种说法的人数较少,以张懋修为代表,依据史实及《孟子》一书的行文笔法,认为该著应为孟子及其弟子合纂。 
        明代学者在《孟子》作者问题上虽投入较大精力,但与汉、唐、宋、元学者考证相比,既没有举出新证据,也未寻到新的视角。 
        2. 专题研究较为兴盛 
        前文所言,明人考《孟》关注重点较为集中,同时,明代考《孟》的不少学者对某些专题较有兴趣,尤其是对《孟子》中的人物、孟子生平事迹、孟子配享的考证。 
        (1)考《孟子》中的人物 
        明代中后期开始,较多的学者和著作关注《孟子》中的人物考证,尤以陈士元、郑明选为代表。郑明选有《卫孝公》、《邹穆公》、《慎子》、《子都》、《孟仲子》等专门考人的著作。陈士元《孟子杂记》中有专门章节“辨名”,对《孟子》中人名有异称者五十余人进行了专题的考证,不仅用力较勤,亦不乏精彩之处。如其对“滑釐子”的考证,其云:“赵注,滑釐,慎子名。或云即禽滑釐也。班固人表作禽屈釐,《莊子》作禽骨釐,《吕览》作禽滑黎,《史记·列传》:慎到,赵人,与孟子同时。孙奭云,滑釐即慎到也。慎一作眘到,一名广,或云禽、慎俱姓,禽滑釐、慎滑釐盖二人。”[4](P62)如郑明选对《慎子》的考证,其云:“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釐所不识也。朱子注云,滑釐,慎子名。按《庄子》称慎到与彭蒙、田骈为友,学墨子弟子禽滑釐之术,所称滑釐不识,谓其师,禽滑釐非其己名,犹孔子云,此黄帝之所听莹也。庄子又云,慎子闻宋钘之风而悦之,郑端简公云,慎到尝与同门三百人持鲁器守宋城,御楚寇,著《慎子》四十六篇,与宋钘同时,墨子、宋钘之术皆尚禁兵寝攻,慎子悦而学之,南阳之役孟子又止之,故卒不行。”[9](P4)专门考证《孟子》中的人物,在明代之前是较为少见的。明人对人物的考证,不仅多引征,而且考证较为细致。 
        (2)考孟子生平事迹 
        对孟子的生平事迹,一直有学者关注,但明人不仅关注者多,且出现系列成果。刘濬、王三聘、郝敬、李乐、郭子章、陈士元等都投入了不少精力。刘濬的《孔颜孟三氏志》中有孟子“出处事迹”,王三聘的《孟子》、郝敬的《孟子说解》有“孟子遗事”,李乐的《孟子考》、郭子章的《孟子》、陈士元的《孟子杂记》都有专考孟子事迹的内容,他们主要以“事”为线索。如陈士元《孟子杂记》云:“元按:司马迁《史记》孟子传述孟子仅十数语,即以驺衍之术赘之,且称衍为诸侯所尊礼,而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以于世,主其意,盖有感于士之遇合与否?然而知孟子浅矣,以故述孟子事甚疏略,不备,近时薛应旂《四书人物考》有孟子传,大率采摭他书,以成谓七篇,为学者所雅闻,不复引及,似非孟子全录,元不揣拙劣,谬辑七篇中所载出处,著为传,以补马、薛之阙,而马、薛二传仍附其后,以便观览焉。”[4](P12)陈氏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和薛应旂的《四书人物考》,对孟子事迹过于简略,需进一步加以考证。 
        季本的《孔孟事迹图谱》、吕元善的《三迁志》、谭贞默的《孟子编年略》等主要以“年”为线索,考孟子的生平事迹。谭贞默《孟子编年略》是明代关于孟子的年谱专书,成书于明后期,其成书缘由,据朱彝尊《经义考》云谭贞默自序有六:“此孟子往来齐梁间见诸侯事也。不见在隐居求志之日,见在行义达道之时,本前后两截事,曰迫斯可以见,曰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见也,如是则见、不见乃并行不悖。其不可不编年者一……孟子居邹邑,即是居鲁,明乎父母之邦也。书有二邹,为故邾故鄹之别,千古殽讹,其不可不编年者二……后孟子而死者,齐湣王、宋王偃不称谥,止称王,因书中无湣王谥,遂混齐两王为一王,两伐燕为一伐燕……前后两去齐也。书史参伍自见,其不可不编年者三……不得编年则不知孟子立湣王朝将以齐王之子为宣王子,则孟子于齐梁二王子何无故轩轾如此也?其不可不编年者四……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所过必传食,所处必馆宫,齐以雪宫,始以授室终滕,以上宫馆皆师宾之道也,其不可不编年者五……孟子之为孟孙氏后信也,编年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终。孟子书中自齐葬鲁、封王、使人问疾……略见于句字间者也。若父名激公宜,母仉氏,妻田氏,仲子名泽杂见他书,不妄载。此其不可不编年者六也。” [2](卷236)谭贞默《孟子编年略》,对涉及孟子生平事迹的大部分问题都进行了考证,此著综合了众家年谱之长,应该说是代表了明代孟子年谱类著作的水平。 
        3. 体例上推陈出新 
        明人考《孟》,在内容上能吸收前人的研治成果,并能有所发明。在体例上亦能推陈出新。汉以来,考《孟》基本是依“时”和依“事”两类,明人考《孟》能较好地兼及两者,并以较为新颖的体例展示出来。 
        刘濬的《孔颜孟三氏志》,篇序依次为:一序文;二地图;三目录;四提纲;五志书;六后序。其中主要内容“志书”类又依次为:姓氏源流、出处事迹、庙宇、林墓、历代封谥诏旨诰勅、历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历代祭文。该书条理清楚,严谨有序,明代之前未见此体例。 
        《三迁志》篇序依次为:卷一上(地灵、石像);卷一中(祖德、师授);卷一下(年表);卷二上(佚文);卷二中(注);卷二下(崇习);卷三上(爵亨、弟子);卷三中(礼仪、恩贲);卷三下(宗系、名裔);卷四上(祠庙);卷四下(林墓);卷五上(祭谒);卷五中(题咏);卷五下(古迹、杂志)。共分五卷,依二十个专题结合时代之先后进行考证,广泛涉及,纵横驰骋,体例较为独特。 
        陈士元的《孟子杂记》共四卷:卷一包含系源、邑里、名字、孟母、孟妻、嗣胄、受业、七篇、生卒、补传;卷二为稽书、准诗、揆礼、徵事、逸文;卷三为校引、方言、辨名;卷四为字同、字脱、断句、注异、评辞。卷一主要是考证孟子世系家族及其生平事迹;卷二考证《孟子》引文;卷三考证《孟子》名物制度等;卷四主要是音义训诂。陈士元《孟子杂记》卷二、三、四将《孟子》引文、名物、训诂单列进行考证,体例也是较为独到的。另外,陈士元在具体考证过程中,较早地运用“按”的形式,来区别引文和表明自己的观点。如在其“七篇”一节中,陈氏就将《史记》、赵岐《孟子题辞》、《汉书·艺文志》、贾同《责荀篇》等著作中对《孟子》篇数的观点陈列于前,然后进行比较分析,最后以“元按”表明自己的观点,让读者自己去甄别是非高低。这种体例既可以博采众家之长,又可以让读者一目了然,与传统考证体例相比,显然更为合理,在明代《孟子》考据学著述中可谓独树一帜。 
        明代《孟子》考据学,在许多方面与前人相比都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成果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受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学术、主观与客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明人考《孟》的成果也留下一些缺憾。 
        1. 简单重复考证 
        明代学者在对孟子其人和《孟子》其书的考证过程中,有部分内容被重复考证,基本属于简单重复劳动,没有给读者传递更多的信息,没有得出较有权威的确切结论。最为典型的是对孟子生卒年月和《孟子》作者的考证。明人对于孟子的生卒年月的考证,可谓乐此不疲,涉及学者人数和著述都较多。 
        以持“孟子生于安王初年卒于赧王初年说”的陈士元和郝敬为例。陈士元云:“元按:《史》、《鉴》并云,周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无三十七年也。考之长历,定王二十一年乙亥,至赧王二十六年壬午,凡二百九十八年,窃疑‘定’或‘安’字之讹……是时惠王年不啻六七十,老矣,岂得反称三十七岁之孟子为叟哉?疑孟子或生于安王初年,卒于赧王初年,未可知也。” 从中可以看出陈士元认为孟子或生于安王初年,卒于赧王初年。郝敬则云:“……吾乡陈士元按:史周定王在位二十八年崩……考之长历,定王二十七年巳亥至赧王二十年壬申,凡一百五十三年,疑‘定’字是‘安’字之讹……孟子始来,则王年已六七十岁,反称三十七岁之孟子为叟乎?疑孟子或生于安王初年,卒于赧王初年近是。”[10](P5)从两者的考证中可以看出,郝敬基本照搬陈士元的考证,既没有新的举证,也没有自己独到的逻辑推演,就是简单重复。
        再以持“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说的郎瑛、彭大翼、田艺蘅为例。郎瑛云:“《史记》不书孟子生卒,而孟谱云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寿八十四。”[11](《辨证》)彭大翼在《山堂肆考》“孟子生辰”一文中云:“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12](卷143)田艺蘅也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夏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春正月十五日卒……年八十四岁。”[13](卷17)可见,郎瑛、彭大翼、田艺蘅完全是重复《孟氏谱》的说法。 
        再看明代学者对《孟子》作者的考证。陈士元在《孟子杂记》中就谈道:“韩愈谓孟轲之书非轲自著……朱子云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可就也。苏明允云,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峻刻断绝之言,而其峰不可犯。司马君实云,孟子之文直而显,斯知言哉!”[4](P9)胡爌云:“《孟子集注序说》引《史记·列传》,以为孟子之书孟子自作……有第四章决汝汉注曰……朱子答曰,前说是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14](P22)郝敬云:“《孟子》文章长展,非他人可代,正是孟子手笔。苏明允谓孟子之文不为峻刻之言,而其峰不可犯。”[15](卷9)他们对《孟子》作者的考证基本依据朱熹和苏洵考述,没有新的视角,也没有新的证据,只是简单重复。 
        2. 考证不够深入 
        明人考《孟》,内容较为广泛,但有时仅将前人的考据成果罗列在一起,未能对其深入考证,常常浅尝辄止,令人遗憾。 
        陈士元虽然是明代较有代表性的考《孟》学者,但其亦有此缺陷。如其《孟子杂记》中有“辨名”一节,专考《孟子》中的人物。“龙子”条云:“朱注:古贤人。金履祥云:不知其世,然《左传》有龙子名穆,一曰龙叔,与卫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戍相友善,或云即孟子所引龙子也,岂宋儒未考邪?”[4](P60)“告子”条云:“赵注,告,姓也。名不害。孙奭正义云,告子名不害者,尽心篇有浩生不害,疑为告子姓告,名不害,字浩生也。然赵注又云,浩生姓,不害名。则是二人矣,但不知赵注告子名不害何据,薛氏《人物考》独遗告子,岂即以浩生不害为告子邪?”[4](卷63)在这里,陈士元只是罗列资料,没有对其进行深入考辨,既不甄别真伪,也不断其是非。杨慎也是明代《孟子》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转附朝儛》中云:“二邑名,朝音朝夕之朝,齐有朝儛,卫有朝歌,皆以俗好嬉游名其地,淳于髠云,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岂即此地与?”[16](卷1)陈氏对此考证显得过于简单,几乎看不出其参考的文献,既没有深入考证,也无法令后人察其意,从而留下悬疑。 
        王三聘的《孟子》内容极为简单,仅仅叙述了孟子退而与弟子著述七篇。“战国时孟轲以儒术于诸侯不用,退与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相与答问,著书七篇,秦焚书,以其书号诸子,故得不泯绝。”[17](卷2) 
        田艺蘅的《孟子传考》云:“孟氏,姬姓,鲁桓公子,庆父之后也,庆父曰共仲,本仲氏亦曰仲孙氏,为闵公之故,讳弑君之罪,更为孟氏,亦曰,孟孙氏。又卫有公孟之后亦曰孟氏,齐有孟轲,字子车,秦有孟说,齐有仲孙湫,韩有仲孙章,盖孟以次为氏也,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夏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赧王二十六年春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年八十四岁,母仉氏。”[13](卷17) 
        彭大翼的《断机》、《谕子留妇》更是直接照搬《列女传》所述。其云:“《列女传》,孟轲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游于墓地间,为其事,母曰,非吾所以处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乃贾人……卖之事,又曰,非吾所以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戏乃设徂豆揖逊进退,母曰,此真可以处吾子,遂居焉,后孟子学而归,母问学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断机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机,孟子……勤学不息,遂成名儒。”[12](卷92) 
        从上文内容可以看出,明人考《孟》,常常对一个问题只是简单涉及,或罗列前人成果,或不断其是非,或没有重新举证,故不能深入细致考证,有过程无结果,读后不免给人留下遗憾。 
        皮锡瑞云:“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18](P350)因此,学者对明代经学关注程度不高,明代《孟子》考据学就更加受冷落。然明代《孟子》学是中国《孟子》学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自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和贡献,是一块有待进一步开垦的学术领地,研究空间较大,需要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
   
        参 考 文 献 
        [1]刘师培. 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朱彝尊. 经义考[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林庆彰. 明代考据学研究[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 
        [4]陈士元. 孟子杂记[M]. 丛书集成初编本. 
        [5]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胡广. 四书大全[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季本. 孔孟事迹图谱[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薛瑄. 读书录[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郑明选. 郑侯升集[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0]郝敬. 孟子说解[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1]郎瑛. 七修续稿[M]. 续修四库全书本. 
        [12]彭大翼. 山堂肆考[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田艺蘅. 留青日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胡爌. 拾遗录[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郝敬. 谈经[M]. 续修四库全书本. 
        [16]杨慎. 丹铅续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王三聘. 事物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8]皮锡瑞. 经学历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来源:《求是学刊》2011年第2期         编辑: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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