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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之圆融大美

发布时间 2013-05-10

毛少莹

        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其所创造积累之独特文明数不胜数,足以让我中华民族自立自豪自傲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说过:“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谓禹域之山川,羲、轩之遗胄哉!岂非以中国有数千年之文明教化,有无量数之圣哲精英,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乐可观,此乃中国之魂,而令人缠绵爱慕于中国者哉!有此缠绵爱慕之心,而后与中国结不解之缘,而后与中国死生存亡焉。”(康有为《孔教会序》,1912年)。无疑,文化,乃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最大理由、也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最大魅力之所在。

        那么,中华文化究竟美在哪里?值此全球化、后工业、各民族文化交融冲突的时代,怎样看待中华文化之美?本文仅就“天人合一”所体现的圆融之美略加分析。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根本

        本人十分赞成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观点,即“中国文化之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这一观点钱穆先生曾经多次表述,并于晚年也是钱先生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强调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总之,“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对天人及其关系的独特认识,是中国文化异于西方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

        中国自远古唐虞时代以来,即开始观想天人关系,“天人合一”在先秦时已具雏形,历汉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各时期各学派的发展,形成了意蕴深广、影响深远的思想,可谓道家与儒家文化交融而成的精华,蔚为大观。

        所谓“天人合一”,简单讲即认为“天”(自然、万物、天道)与“人”(人文、人类、人道)应当且能够融通、和谐、共生,统一于“道”(有时也称“一”)。其思想内涵十分丰富,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之美。

        天地之道是自然规律

        “天”(天地万物)为“道”生,而并非西方式的超越性的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造就。天道循环,生生不息,天地乃一和谐整体,故天地之间有大美(大道),人应敬天而行、观想体会、崇尚尊重、学习效仿之。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天”?中国人通常不单独论“天”,而常将“天”与“地”合称而论。在中国人眼里,天地是自然的,并由“道”或者“一”衍生而成。“道”是什么?《道德经》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为进一步表达自己对“道”的觉悟,老子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易传》亦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程颢说,“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周敦颐谓“天道行而万物顺”。

        可见,中国文化所说的“道”是对万事万物,对西方所谓“存在”(being)的起源及其运行“规律”的勉强命名(“道”的概念或可媲美于爱因斯坦的:统一场“概念)。在中国人眼里,天地万物之循环运行,是自然而然的,循”道“而已,并不体现神或人的意志。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孔子亦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

        由于“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十分和谐美好,故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天地既是如此自然和谐的整体,人自可观想体会、崇尚尊敬、学习效仿之。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上述可见,中国文化中的“天”并不体现某些人的目的或神的意志,也非西方式的超越于现世、大地的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天地之道不过是自然运行的规律、方式而已,人可学习了解之,尊崇效仿之。《易传·系辞》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中国人对“天然之道”的这种认知,奠定了中华文化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现世(而非来世)觉悟圆满的文化底色。

        人是与天地并称的一“大”

        人可“知天命”(悟道),成为“为天地立心”的“君子”、“大人”。以人(道)为本,即以天(道)为本。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人”?人不过是万物之一,但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认为人有“原罪”、现世是赎罪、幸福在天国等观念,中国人认为人是无罪的,而且是与天地并称的一“大”。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与其他生物的不同,正在于人可以“悟道”、“弘道”。亦即孔子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人的努力可以使天道发扬光大。

        人为什么能“弘道”,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认为,人天生即有四种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叫“四端”。如果能把这四端充分发挥,就可以表现为“仁、义、礼、智”这“四德”或曰“善性”,人心体天心,人道证天道,从而使天道与人德融合,达到“天人合一”。

        人可以知天命、顺天意

        这里还需要说一说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孔子言:“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可见,人知天命了,即可随心所欲,而不违反天道。换言之,“天命”即“人道”,也就是人对“道”的体认。“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知天命之人,被尊称为“君子”、“大人”。孟子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换言之,君子对社会的影响应当像天地对人世的影响一样,使之成为和谐圆融之整体。《易传》则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神鬼合其吉凶。”(《乾卦·文言》

        中国文化认为,天(自然)有其道(运行规律),人作为自然万物之一,也有其“道”,亦即“天命”。但是,中国人的天命观不同于西方的宿命论,天命是自然的,人道本于天道。老子言:“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朱熹谓:“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万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论语集注》)中国文化还认为,天命是人通过努力可以把握的。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宋儒周敦颐作《太极图说》进一步解释人道本于天道,以究天人合一之源,亦显示了一种积极悟道而非消极顺应之努力。张载则说:“儒者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而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意思是说人可以由“天道”来明了“人道”,因此,“天”与“人”是合一的。

        总之,中国人认为人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达到“知天命”的境界,从而主动顺天而行,甚至对天命产生互动影响。人生不必追求另一个来世或寄托于终极的超越,而在于每时每日不断学习、体会、领悟“上天有好生之德”、“生生之谓易”、“天大地大人亦大”、“求放心”,发扬人的本性,以达天人合一之境。

        “天”与“人”不可分割

        总的来看,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不同于西方将“天”与“人”划分为二的观点,中国人对“天”与“人”的认知,是相关联来看的。钱先生说:“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的。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天命"与"人生"和合为一。”(钱穆《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未来人类可有的贡献》)也就是说,“天”与“人”具有同一性,天道与人道可以相结合并统一于“道”。人可从天道中汲取教益,来指导人的伦理和政治生活,同时,以人为本,即以天为本,人有责任去实现天意,完成天命(故有“悟道”、“践道”、“殉道”)。孔子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换言之,人不能离开天,天也不能离开人,人(人类社会)虽因天而有,但有了人之后,天道就要由人来实现。张载更将儒者(君子)的使命表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当然,“天人合一”还有更丰富的内涵,比如,由“天人合一”可推演出“理在事中”、“道器合一”、“内外合一”、“物我合一”、“时空合一”、“现象与本体合一”等体现中华文化整体观的思想。“天人合一”也难免衍生出一些理论糟粕,如董仲舒推演的“天人感应论”,在某种意义上曾沦为维护统治者合法性的迷信工具。但是,“天人合一”体现出了高度的智慧,圆融之美,这种独特的天人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对现代人面临的种种困境,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天人合一”是救“现代病”的良药

        工业革命后,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消费主义、娱乐精神成为一种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人类疯狂攫取自然资源,人与自然的矛盾前所未有地紧张。“天人合一”所体现的对自然的尊重、对人与自然和谐的高度认知,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现代社会,一方面是科学(缺乏整体观的分科之学)对自然规律、客观世界毫无节制的探索与发现,另一方面是对“以人为本”乃至人类中心主义的高度强调。换言之,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构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类某种意义上面临C.P斯诺所指出的“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导致的“精神分裂”的危险。设若人类真能“知天命”,自觉成为天地之“心”,以人道体现天道,那么,以人为本,即以天为本,以万物为本,则“天人合一”论为沟通解决这一世界性的问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鸿沟)搭建了最为关键便捷的桥梁。

        再者,全球普遍的“现代化”作为一个“祛魅”(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语)的过程,导致人类严重的信仰危机。天国何在?人生的意义何在?“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从现世即可寻找觉悟之路。无疑,“天人合一”为解决现代人普遍的信仰危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综上可见,“天人合一”既应成为人类个体生活的理想;亦应成为人类整体生活的理想。“天人合一”可以是宇宙观、世界观、时间观,亦可是人生观、伦理观、宗教观。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所生发出的内涵丰富、富有圆融大美的中华文化,必将为现代社会做出其他文明难以替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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